經學與中國思想史
經學與中國思想史

經學與中國思想史

寫這本《經學與中國思想史》的原因,其實就是有些覺得我們做傳統語文學、語言學的學人講不了經學,也講不了思想史,龑便借著在暑期等候歸家的機會,把經學概論梳理一下,如果可能會錄製一個系列課程,與諸君共同學習交流,暫時定下來六章內容,可能在理學與心學部分會多一些,而且這本書是“從中國思想史入手去寫經學史”的,也同时是带有部分语言学理论视角下的中國思想史。

希望可以帶給大家不一樣的經學與中國思想史!

——謝亦章 2022年7月19日·火曜日夜於辦公室

第一章上古思想與“軸心時代”竟然是兩年后(2024年6月10日淩晨1點到2點)開始動筆,原因是自己是否有能力寫出一本很好的《經學與中國思想史》,最近一段時間在校箋《尚書》有了部分的感想,便動筆寫一下,龑的一家之言,希望可以得到諸君的指正和討論!

——謝亦章 2024年6月10日·月曜日夜於辦公室

緒論

今天我們為什麼要學習經學?中國思想史又為什麼和經學在一起?可以說這兩個問題就是一個貫徹到始終的一個話題。在回答這兩個問題前,我們一起先討論什麼是經學這個問題。

日本學者本田成之(2013)給了我們一個經學的定義:

所謂經學,乃是在宗教、哲學、政治學、道德學的基礎上加以文學的、藝術的要素,以規定天下國家或者個人的理想或目的的廣義的人生教育學。

可以說經學是古代中國的第一學問,而且我們知道國家與個人的理想或目的成為人生準則的方式,實際上是一種“道”,即為人處世的法則,而這個法則規範則是經學帶給世人的東西,而經學也通過這種所謂的“人生教育學”的作用影響到了兩漢以後近兩千年中國社會,進而我們講兩漢之後的中國思想史也多與經學的發展有關。

如果單純的講經學,實際上不可避免的就要說說經學的地位了,我們講說經學實際上是國家與個人生存與發展的一個參照,就是說任何國家、人所做出來的事情,如果沒有從經學中找到根據,那麼從“法理上”而言,這個國家、個人的價值是不被承認的,所以說經學就像一個鑒定師一樣。

筆者很讚同本田成之(2013)說經學“是中國哲學、宗教或政治、文學的基礎。”這個觀點。那麼,我們為什麼要學經學呢?筆者覺得經學是做傳統學術的起點,為什麼如是說呢?前輩學人提到說“小學明則經學明,經學明則理學明”,傳統語文學就是解釋經典的學問,之前的小學是經學附庸,而現在兼備語言學的“新小學”的研究終點實際上就是經學,即“人生教育學”,也就是說如果你想進行古代文化的研究,你是避免不了經學的,也避免不了小學,語言學,這是其一;其二呢,只有了解了經學,才可以對古代先賢的思想做一個深刻的梳理,進而才可以去“去其糟粕,取其精華”,如果說前者是研究者角度的作用的話,後者則是每個中國人或多或少應該了解到的。這就是我們對第一個問題的解答。

經學定義明確後,思想史呢?前輩學人經常將“哲學史”和“思想史”放到一起談,實際上,兩者其實是不一樣的。

李錦華(1984)的文章《試論思想史與哲學史的聯繫和區別》一文提到:

我認為思想史主要是研究各個歷史時期反映或提出解決當時社會矛盾的各種思想,特別是接觸到當時社會矛盾焦點的思想,因而也可以說,思想史是各個歷史時期社會矛盾的認識發展史。哲學史則主要是研究各個歷史時期,人們用理性思維形式表達的關於自然、社會和思維運動的一般規律的認識,這是根源於社會矛盾卻主要表現為圍繞思維和存在關係問題而展開的認識辯證運動,因而也可以說,哲學史是各個歷史時期哲學認識的矛盾發展史。由于思想史主要是研究人們如何認識各個時期的社會矛盾,探究其淵源流變,因而要著重闡述各個學派分合和思潮起伏的歷史進程。而作為哲學歷史的發展,則是表現為一系列的圓圈,表現為近似螺旋形的曲線,所以要著重闡釋哲學發展的本質矛盾和內在規律。從上述思想史與哲學史的相互比較,其區別也可以作如下表述:即前者研究的對象和著重點,是思想流變發展規律的歷史進程,後者則是理論思維歷史發展的內在邏輯。

所以,我們不能將思想史與哲學史混同了,思想史就是研究影響一個時代思想流變發展對象和其歷史進程的,進而我們發現這一個又一個思想流變的影響者卻又和經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詩經》、《論語》和《孟子》等等這些經部文獻與其註疏的文獻,為了解釋它們所寫的訓詁類文獻這些古代經典的背後,其實就是中國思想史的一個縮影,所以我們也就順便回答了第二問題。

既然我們今天要來看看經學與中國思想史,那麼我們的時間跨度就不是單純的從詩書禮樂的兩漢講起,到清代,而是跟隨中國思想史的步伐,從先秦諸子最愛提的上古講起,一路下來到晚清止,來系統的看看經學與中國思想史。

一、上古思想與“軸心時代”

我們這裡的“上古”是先秦時期,一個比較泛泛而談的時代。將視角往遠推一下,我們的上古時代究竟是什麼樣的呢,我們從文獻中看到我們古代先民的社會環境是由氏族鄉村到城邦,這些城邦在逐漸形成“聯盟”的過程,這個聯盟与其他聯盟之間的鬥爭,實際上就是我們從古及今,一貫而來的“大一統”思想。

爭鬥、融合是政治上的“一統天下”,也是文化上的“民族合一”,合一后的“聯盟”在那個時代,所推舉的“共主”,則實際上是主持正義、公平的“盟主”而不是君主!此時就要提到三個聖王——堯、舜、禹,無論是否被儒家所修飾,他們總是“盟主”推薦、人民贊同選來的新任“盟主”,這就是上古時代的社會和政治格局。

上古的先民的思想是一個怎麼樣的情況呢?可以肯定的是我們的先民具有極度樸實的自然觀,解釋不了的一切自然現象及萬物運行的“道”,即自然法則,如日月盈缺、四季變化等等,先民們都歸到了所謂“自然”与“人鬼”上來,即自然神与祖先神的崇拜,這種行為与思想的“在場”方式下的“接觸——獲得”与“易境性”成為了最基本的“規律”,這時候,我們的“盟主”思考社會出現管理和被管理者,能否借住神明,利用“規律”來維繫自己的地位時,也就是説當聯盟中的最為公平的社會秩序管理者開始將全體先民對最基本的“規律”解釋的話語權剝奪后,社會的層級也就出現了,社會秩序管理者也就成為這個聯盟中的精英,一種嶄新的思想也就誕生了,最後開始了等級制度下的邦國時代,這個時代在政治格局上形成的就是所謂的“王巫合一”的時代,王權與神權的高度一致來保護自己的政權穩定。

二、經學形與實——秦漢的古今之始

三、社會的亂與正——三國六朝的經學

四、帝國的餘暉——隋唐的經學

五、理學與心學——宋元明的經學

六、落幕——清代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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